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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国焘从一大掌管到反共间谍:被捕后供出李大钊

admin 2019-10-08 272人围观 ,发现0个评论

2011年06月10日来源:北京晚报

张国焘全家在加拿大的合影

张国焘 李嘉 插图

在一大时因主持会议而为全党注意的张国焘,在党内曾长期担任重要职务。据了解,张国焘的老一辈人回忆,此人确实有些能力并会耍政客手腕,加上资格老,曾获得不少人尊重且居于高位。后来他的错误受到批判,权力欲无法实现,便对党怀恨而叛逃,还堕落为专门反共的军统特务,这也是个人张国焘从一大掌管到反共间谍:被捕后供出李大钊野心极度膨胀而走向反面的一个典型。

没有多少主见

热衷追逐权位

张国焘,又名张特立,张国焘从一大掌管到反共间谍:被捕后供出李大钊1897年生于江西省萍乡县一个富裕乡绅之家,1916年考入北京大学。在新文化运动中,他接触到新思想并成了学生运动积极分子,五四运动时又以演说影响了不少同学,被推举为北大学生联合会第一任讲演部长。后来,受陈独秀、李大钊的影响,成为北京的共产党小组成员。

1921年7月中共在上海召开一大,李大钊未去,推张国焘和刘仁静为北京代表。开会时张国焘便自称受李大钊委托而来,理应担任领导。原来的召集人李汉俊不想争位,结果张国焘主持了会议(一说是会议主席)。据一大代表回忆,张国焘并无多少政治主见,“一切惟马林马首是瞻”,却看重控制会务费。在后人看来,此刻张国焘还算是追求新思想的青年,却也暴露了性格中热衷于追逐权位的一面。

一大闭会时,张国焘被选为党的组织主任,陈独秀不在时由他管理党务。1921年末共产国际召开远东大会时,张国焘代表中共前往莫斯科见到列宁,又往身上镀了一层金。

补白

深受陈李二人影响

张国焘从一大掌管到反共间谍:被捕后供出李大钊参加共产主义小组

张国焘在五四运动中俨然成为北大学生领袖,受到陈独秀和李大钊的重视。在陈、李二人影响下,从1920年起,张国焘由无政府主义改为信仰马克思主义。同年李大钊在北京组织共产党小组,张国焘与罗章龙最早参加,又带动其他几个同学。此时他与在北大的毛泽东相识,在后来回忆中也称其为“青年朋友”,不过从口气看颇有点轻视那个“农家子”。

被捕后变节

供出李大钊

1923年在中共三大上,张国焘反对同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结果落选中央委员,原任的中央组织部长的职务也由毛泽东接任。随后他回到北京,于1924年被北洋军阀抓捕,后因冯玉祥发动政变获释。出狱后张国焘吹嘘自己如何坚贞,1925年在中共四大上又进入中央政张国焘从一大掌管到反共间谍:被捕后供出李大钊治局。解放后公安部门清查旧北京警察局档案时发现,张国焘和妻子杨子烈被捕后都供认自己是共产党并表示悔过,还供出了李大钊的活动和不少组织秘密。此次政治变节虽被他长期隐瞒,却无疑在其人品质上种重庆中小学zslpsh下了无节义的思想基因,政治信仰也有了根本动摇。

1927年7月大革命失败后,陈独秀辞职,共产国际代表指定张国焘等五人为中央常委。7月下旬,张国焘受命到南昌传达共产国际关于暴动要慎重的指示,因见形势不利加上了自己有倾向性的意见,不赞成起义,受到在场同志的一致谴责。事后中央政治局以张国焘“假传圣旨”之名给予其处分,他表示不服。1928年6月中共在莫斯科召开六大时,虽批评了张国焘的错误,却因其有党的元老身份,还选其进入政治局。共产国际将他留在苏联学习了三年,正遇到了苏联“肃清托派”风潮,张国焘也就此学到了打击异己的专制手段。

 长征路上另立中央

到陕北后检讨悔过

1931年初张国焘回国,随后被派到鄂豫皖苏区任中央局书记,按照党管军队的原则主管了红四方面军。在反“围剿”和开辟根据地时,张国焘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

不过当1935年中央红军长征到达川西时,张国焘认为中国革命已陷入低潮,率四方面军与一方面军会师后就主张向川康边藏民区撤退,以避敌锋芒。若依此实行,红军不仅将陷入荒凉区,也势必失去随后迎接全民抗日高潮的机会。毛泽东、周恩来等对张国焘反复劝说,张依仗着部队数量多,竟要求改组中央。毛泽东等人率中央红军单独北上后,张国焘另立中央。不过随后的事实证明,红军在藏民区难以长期生存,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到达陕北后,中共中央在1937年3月的延安会议上,清算了张国焘分裂党和红军的严重错误。他为了过关,在会上痛哭流涕地检讨。中央为照顾党内团结,仍保留了他的政治局委员的职位,并安排了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的职务。

 补白

搞愚民政策

搞盲目效忠

张国焘主管红四方面军后,便侧重打击有文化的干部,把有不同意见的人当成敌人大搞“肃反”,杀害了鄂豫皖苏区原最高领导曾中生和许多红军指挥员,在党内造成恐怖气氛。在选拔干部时,张国焘又以“着重提升工农干部”为名,着重选拔大老粗。1933年四方面军从鄂豫皖进入川陕边区时,张国焘在川北亲自挑选了一个几乎目不识丁的中年农民熊国炳担任苏维埃政府主席。搞这套愚民政策的目的,就是想让干部战士盲目对自己效忠。

假借祭扫黄陵

离开延安叛逃

据当年在延安的老一辈人回忆,张国焘在边区政府任上无心工作,整天喝得醉醺醺,这在那时共产党的各级干部中是很反常的现象。其实,他当时就觉得自己在共产党内已无法实现个人欲望,而国民党又停止了剿共,便想另寻出路。1938年4月,张国焘利用代表中共去国统区祭黄帝陵的机会,同国民党代表蒋鼎文拉上了关系,接着由国民党特务护送去武汉。

此时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带着儿子留在延安,又有身孕,事先不知道丈夫想叛逃。她找到毛泽东说:“我去把国焘劝回来。”毛泽东回答:“真能如此,你就是共产党第一大功臣。” 走时她带着孩子并收拾了全部东西,已表现出不想复返,但毛泽东仍嘱咐一定平安护送到武汉。张国焘留下的私人用品,周恩来也嘱咐都送去。据说,张国焘收到后沉默良久,却已不能回头。

 补白

张国焘叛逃后

警卫员带枪返回

被国民党抛弃

曾想回到大陆

了解张国焘的人,对他搞分裂并不感到奇怪,但他最后竟当了国民党特务,却是党内同志感到意外的。其实,张国焘离开延安时,本来还想再搞一次分裂,不过他却已没有再建组织的能力,个人野心不遂导致其只能滑入受国民党特务机关驱使的深渊。

起初,蒋介石认为张国焘叛逃是“对延安致命的打击”,戴笠也一度把张国焘当成最有用的部属,开宴会前得意地向手下宣布“今天你们就能见到共产党内坐第三把交椅的人了”!军统要张国焘对“自己的队伍”搞策反,然而共产党的传统是军队忠于党,策反毫无成果。张国焘后来被取消了优待,离开军统到江西救济总署,又被排挤去职。1949年国民党崩溃时他先去了台湾,后来房子被人占去,又率全家到香港一个陋房定居,连儿子的学费都付不起。

看到新中国的欣欣向荣和自己的困张国焘从一大掌管到反共间谍:被捕后供出李大钊窘,1953年张国焘托人向新华社香港分社递交了一封未封口的信,希望转交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看过信的人说,张国焘首先祝贺了这些过去的老同志奋斗多年终于取得革命胜利,并表示自己也想回到大陆。

不久,刘少奇以中央名义向香港传话:张国焘必须先作深刻检讨,并有自新保证。毛泽东向广东省委表示,对张国焘的生活困难可以适当帮助。接着,张的儿子到广州上医学院,得到了免费。不过,张国焘对于作公开检查的要求一直沉默不答。

据当年同他接触过的人回忆,张国焘曾感慨地说,回去后生命安全不会有问题,可是肯定会受批判。若是当年的老同志说自己几句还可以,而整天受那些后辈羞辱则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

补白

曾三次想分裂党组织

最终沦落为他人爪牙

张国焘曾长期凭着中共一大主持人的资格倚老卖老,政治上不如意便想另立山头为王。1927年南昌起义失败后,瞿秋白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将张国焘开除出政治局,他回到上海会见瞿秋白时,便扬言中央不改变决定,就要拉人另组一个“工农党”。张国焘还找隐居的陈独秀商议此事,虽说受到陈劝阻而作罢,但这种态度却说明此人已有搞分裂的前科。

1935年9月,中共中央不顾干扰北上陕甘后,张国焘就宣布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是“逃跑主义”,他们领导的中央已“失去威信”。接着张国焘另立中央并自任最高领导,狂妄地致电到达陕北的中央“不得再用中央名义”,只能称“西北局”。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张浩电告他国际上认为陕北中央是正确的,加上任弼时、贺龙所率的二方面军与之会师后也反对他另立中央,张国焘只好取消伪中央,根据陕北来电指示改任“西北局”(系中央来电原文“西南局”的错译)书记,这番举动使他在党内威信扫地。

张国焘擅离延安跑到武汉,起初又是想从中共党内拉出些人再建一个“新共产党”,张国焘从一大掌管到反共间谍:被捕后供出李大钊同延安唱对台戏,并以此在国民政府中谋得高位。他找到赋闲的陈独秀,请其出山挂名牵头而自己掌实权,回答却是“没那个能耐”。只想一党独裁的蒋介石也不同意再建一个党,见张国焘时授予他一个“中将”军衔和“国民参政员”,接着就说“请张先生去给戴笠帮帮忙”。

张国焘至此大失所望,明白已落到为人当爪牙的地步,却不敢拒绝。这个中将从此成了少将戴笠所管的军统的一个“政策研究室主任”,变成蒋介石“奴才的奴才”。

一大代表里

唯一死在国外的人

张国焘叛逃后,毛泽东曾在全党总结教训,主要是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绝不允许枪指挥党”。张国焘掌握了部分军权便想凌驾于全党之上,是以个人野心向党纪挑战的典型例子。

张国焘由参加共产党又叛党的过程,与暂时追求新奇入党又迅速退党的陈公博、周佛海不同。他毕竟在共产党内多年还居于高位,最终竟堕落到当特务反共的地步,说明了权力欲和中国传统专制习惯对人的腐蚀之深。张国焘投身革命时身上便染有旧社会的许多不良习气,居于高位上又接受了封建权术、政党手腕的影响,终于不能自容于共产党,投奔国民党后因失去利用价值又最终被抛弃,1979年客死于加拿大一养老院中,成为中共一大代表里唯一死在国外的人。

补白

生活拮据住养老院

晚年中风客死他乡

上世纪60年代初,美国官方和学术界为了解中共历史,约张国焘写了《我的回忆》。他每月得到2000港币研究费,便不再提回大陆之事。此后张国焘靠卖版权为生,经济上仍不富裕。1968年,他和妻子迁居加拿大多伦多投奔儿子,因其子收入有限而住进免费养老院,不久中风。

上世纪70年代末能源危机时,养老院夜间供暖很差,只给病人加一条毛毯。1979年12月3日凌晨,他在翻身时毛毯掉在地上,因半身瘫痪无力捡起也无法按铃叫人。据其妻杨子烈事后对媒体说,天亮后发现他因长时间受冻而不断呕吐,虽经抢救仍很快死去。丧葬时杨子烈感到费用不足,只好求助于在国民党内熟识的老牌特务蔡孟坚,由他请示蒋经国,才寄来了几千美元作为补助。大陆方面知道此事后,在报上发了一则简短的消息。

(作者为国防大学战略教研部教授、少将,国防大学军事历史学科带头人)

附录

张国焘叛党后的悲剧: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

王学亮

2012年04月28日10:46 来源:民主与法制时报

张国焘与毛泽东

被国民党遗忘的张国焘辗转至香港

1948年底,蒋氏政权大势已去,国民党许多高官显要纷纷逃到台湾。张国焘慌忙把《创进》停刊,携带全家逃到了台北。

张国焘携家眷逃台后,举目无亲,一切都只能靠自己了。当时正是冬天,他急于找地方将全家安顿下来,奔波数日,才终于在台北租到了一栋房子。

张国焘想继续为国民党效力,可一年过去了,国民党既没有给他安排“工作”,也没有过问他的生活。尽管他念念不忘自己是“国民党六届中央委员”,但国民党却似乎将他遗忘了。

不久,他住地一带的房子由行政院批示,被改作东南行政长官公署,强行征收。潦倒的张国焘深知“胳膊拧不过大腿”,只好于迁移台湾的第二个冬天,再次带着全家迁移了。这一次他的目的地是香港。

1949年冬,张国焘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离开台北,来到了香港。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时,张国焘已在香港安顿下来。他每天没什么事,便订了几份报纸,专门研究战争的前景问题,有时也就此写点评论寄给小报,赚点零钱花。随着战争的继续,黄金价格一路飞涨。于是他以全部家当5000美金作押,在金融市场上干起了“炒黄金”的生意。

不出张国焘所料,黄金价格一直持续走高。但是突然黄金一夜之间价格大跌,等张国焘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的时候,已是跌得惨不忍睹了。

祸不单行,张国焘的妻子杨子烈一天上街买菜时,不幸跌倒,摔断了臀盘骨,成了跛子,行动很不便。接连的打击,使张国焘处境极为困窘,经济与精神上的压力,令他一下子老了许多。

在香港,张国焘为了自己的安全,采取了“超然”的政治态度,与国、共两党都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专与中间派人士来往。张国焘与同在港的原国民党桂系要人程思远来往密切,似乎对自己的过去有所省悟。

1951年,青年党领导人谢澄平与程思远几经交换意见,决定组织一个定期座谈会。不久,原国民党要人张发奎、顾孟余邀张国焘出任新创办的反蒋刊物《中国之声》的社长,张国焘也发表过反蒋的文章。1952年10月10日,由张发奎、顾孟余积极筹备的“自由民主战斗同盟”正式宣告成立。但好景不长,“战盟”成立不久即发生分裂,张国焘的《中国之声》社长一职也被张发奎派其亲信林伯雅接收。眼看积蓄日渐减少,张国焘夫妇很是焦虑。

张国焘流露出回大陆的意愿

当张国焘在生活上处处不如意的时候,新中国在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却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看看自己穷困潦倒的生活,张国焘萌发了回归大陆的念头。

1953年春的一天,当时正在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新闻工作的金尧如接到一个姓陈的打来的电话。陈先生在香港出版界工作,据说是陈独秀的儿子。

在双方约见时,陈先生慎重而认真地说:“张国焘伯伯最近几次同我谈起,说他看到中国共产党解放了祖国大陆,心里也很振奋。他现在闲居在香港,很想回北京去,重新回到党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做一点建设工作。我告诉他,我认识新华社的金先生,他很高兴,要我请教请教你,有没有可能回北京向毛泽东主席反映一下他的愿望。”

金尧如回到分社后,向社长黄作梅如实汇报。黄作梅同意向北京反映。张国焘连夜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信是开口的,以示转信人也可启看。取出信来一看,抬头写的是“毛泽东主席并刘少奇书记、周恩来总理”。信写得不长,大意是:在你们和党中央的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建立新中国的胜利,我感到极大的鼓舞和深刻的愧疚。经过这两三年的思考,我决心回到党的身边,在你们的领导下,为党和人民事业尽我一点绵薄之力,鞠躬尽瘁……

两三个星期后,刘少奇以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名义传下话来:张国焘愿意回来是可以的,中央是欢迎的。但是,他必须首先写一个报告给中央,深刻检讨他在历史上坚持自己的错误路线,提出改过自新的保证,以表示自己的决心。

金尧如当即电约陈先生,如实转告刘少奇的话。第二天,陈先生打电话给金尧如说:“张伯伯这几天身体不太好,他说这件事且搁一搁,慢慢再说吧。他要我谢谢你们。”

穷困潦倒四处乞求救济

1953年初夏的一天,正在为生计发愁的张国焘,突然遇到了一件让他高兴不已的事。美国中央情报局通过美国亚洲研究中心找到了他,向他了解有关中国党政领导人的情况。美方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性格、爱好、交往,推测出其在党和政府中的地位、关系,以至未来的内外政策。张国焘与建国后任领导职务的绝大多数高级干部都有过接触,甚至长期共事,掌握着普通人无法了解的情况。

虽然张国焘脱离共产党之后,已经过去了15年,但美国人自有美国人的想法,他们希望通过了解中共党政领导人的过去,借以推测出这些人的现在和未来。美国人并未费很多周折便取得了张国焘的配合。

从1953年7月起,美国中央情报局派其驻港负责人,先后20多次拜访张国焘,希望了解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中共要人的情况。对于美国人的要求,张国焘总是尽己所知以满足他们。这样,张国焘从美国人那里也讨到了一些报酬,使自己经济窘迫的状况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善。

1956年中共八大召开后,张国焘注意到国内形势宽松了许多,一直寄人篱下感到日子不好过的他,又萌生了回国的念头。他通过各种渠道,向中共中央转达了自己的请求。不久,中国共产党来人了,告诉他:回去可以,但前提条件是承认错误。他虽早已料到有这样的条件,但对方真的提出来时,他又犹豫了。他考虑再三,最后拿定主意不回去了。

1958年,中国大陆开始了轰轰烈烈的“大跃进”运动。在香港的张国焘再次受到鼓舞,又萌发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的打算。当年10月,他托人向政府表示,愿为中国政府做点事,并要求给他以生活补助。此要求作为内部情况简报,以《关于张国焘最近情况简报》的形式呈送毛泽东后,毛泽东在上面批道:“应劝张国焘割断他同美国人的关系。如能做到这点,可考虑给以个人生活方面的补助。”但从事情发展的结果看,张国焘没有接受毛泽东的建议。

1961年前后,美国堪萨斯大学派人找到张国焘,希望他能写写回忆录。从此,他积极投入回忆录的写作之中。在花费了4年时间后,终于写成了《我的回忆》共三册,约100万字。在这4年期间,堪萨斯大学每月仅给他2000港币作为研究费用,所得到的却是他用心血写成的著作的英文版权。这样,实际上等到张国焘交稿时,全部费用已经所剩无几。直到香港《明报》月刊取得该书的中文版权后,他才得到一笔数量可观的报酬。

远走加拿大 曾获蒋经国资助

1968年,中国“文化大革命”波及到了香港。这使张国焘甚为惊慌,为了保险起见,他决定和妻子远走高飞,去一个陌生的国度——加拿大,投奔大儿子海威。

张国焘、杨子烈来到了加拿大华裔较多的多伦多。张国焘的长子张海威此时正在多伦多教数学,二儿子张湘楚在纽约当医生,三儿子张渝川在多伦多当工程师。张国焘夫妇到达多伦多后,与大儿子一家同住。但到多伦多不久,他和杨子烈发现大儿子的收入养活一家老小有些困难,便搬出了儿子家,住进免费的养老院。加拿大法律规定,65岁以上的老人即可接受政府福利救济。这样他们每月领到的养老金足够生活,有时还可到中国餐馆小酌一顿。

1976年的一天,79岁的张国焘突然中风,右半身瘫痪,生活不能自理。杨子烈也已年逾七旬,腿还有残疾,无力照料张国焘。张国焘只得申请住进老人病院。老人病院地处多伦多郊区,因为是官办的慈善机构,所以条件很差。

中风后张国焘行动不便,说话困难,发音不清楚,耳朵也不怎么管用,每日只能坐在轮椅上在室内活动。张国焘清楚,自己的日子已不多了。

张国焘后来病重,便与杨子烈商量解决贫病交加的办法。杨子烈想起了一个人,便提醒说他当年到武汉向国民党政府投降时,热情接待他的是萍乡同乡、时任武汉市警察局局长的蔡孟坚。张国焘与蔡孟坚交往多年,颇为投缘。蔡孟坚现在就在美国,杨子烈认为可以请他帮忙。张国焘认为妻子的话有道理,就嘱咐她和蔡孟坚联系。

蔡孟坚见到杨子烈后,问张国焘认识当今哪位台湾政要。杨子烈说当年在香港时,台湾当局曾派担任“外交部长”的黄少谷赴港访问张国焘。蔡孟坚说:张国焘任中共驻莫斯科首席代表时,王明曾将蒋经国打成托派,被判流放。是张国焘向俄共极力交涉,才改为准许蒋经国到列宁格勒军事学院旁听,后又争取蒋经国去工厂做工,使蒋经国免去了流放之苦。在重庆时,蒋经国曾与蔡孟坚一道探望过张国焘,二人无话不谈。张国焘对蒋经国有旧恩,此时应当求助于他。杨子烈表示同意。

蔡孟坚遂致电台湾的黄少谷,告知张国焘在加拿大的窘境,说张国焘若病死、饿死在加拿大,则对张国焘本人及台湾均为一大讽刺。蔡孟坚请黄少谷将此情转告时任台湾“行政院长”的蒋经国。蒋经国闻讯后想起张国焘的旧恩,唏嘘不已,请蔡孟坚捎钱给张国焘。不久,黄少谷的女婿、台湾驻纽约“总领事”夏功权便告知蔡孟坚,请他把蒋经国的1万美金支票转交给张国焘作医药费。蔡孟坚立即飞赴加拿大,将支票交与杨子烈。

贫病交加冻死在异国他乡

1979年11月26日,是张国焘的82岁生日。三个儿子将他从老人病院接到大儿子张海威的家中,天伦之乐使张国焘的心情好转起来,不愿再回到严寒难忍的老人病院。但不回老人病院又能去哪里?三个儿子都是勉强度日,再养活张国焘就更拮据,张国焘只能再回到他不愿去住的老人病院,当张国焘离开家时,杨子烈为他准备了几床毛毯,以抵挡严寒的侵袭。

1979年冬天的加拿大异常寒冷,大雪连绵不断。12月2日夜,病床上的张国焘翻身时把被子与毛毯弄到了地上,数次按铃叫护士却无反应。3日凌晨5时,张国焘已处于弥留之际。当亲人赶到老人病院时,张国焘已去世多时。

当处于事业巅峰时期的张国焘率10万兵强马壮的红四方面军将士转战川陕,觑视前来与四方面军会师的毛泽东率领的一万多中央红军时,他绝对不会想到自己的晚年是这个样子,不会料到自己死后子女竟出不起丧葬费。张国焘三个儿子都有家小,无力分摊全部丧葬费,杨子烈只有告知蔡孟坚。蔡孟坚通过黄少谷转告了蒋经国。几天后,国民党中央秘书长蒋彦士电汇蔡孟坚3500美元,用于处理张国焘的后事。1979年12月5日,张国焘被安葬在多伦多的一个公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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